郑宇主持，与阿尔卡贝、殷之光、罗萨林展开深入讨论。
【导读】11月2日，文汇讲堂全球南方系列十讲之第九讲《全球南方与现代化：历史、现实》在上报集团成功举办。前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教授阿尔卡贝·奥克贝（Arkebe Oqubay）主讲，与巴西圣卡洛斯联邦大学副教授何塞·爱德华多·罗萨林（José EduardoRoselino）、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国际政治系主任郑宇展开圆桌对话。
1.8万人次在上观App、央视频、复旦大学视频号、文汇报视频号观看直播。本次讲座由文汇报社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主办。
经整理，分主讲、圆桌、互动、快评共4篇以飨读者。此为主讲。
郑宇。
郑宇：刚才我们一起聆听了阿尔卡贝教授的精彩主讲，他给我们展现了非洲的现代化、中非合作关系以及全球转型。接着我们深入探讨三个关联话题。
全球南方的成功经验
在开始圆桌前，我首先梳理一下全球南方的历史。这里有两张图，第一张是1980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地图，但上面画有“勃兰特线”。当年，西德前总理勃兰特领导了一个课题组，从经济上为存在巨大鸿沟的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做了划分，认为南北差距将取代东西方阵营的对立成为全球的主要矛盾。第二张图，与地理位置相反，全球南方在上端，北方放在下端，这种颠倒的隐喻是，全球南方在南北对比中占据了上风，在过去十年中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高达80%。按照实际购买力来计算，其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全球北方。
全球南方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南北方之间出现了颠倒。
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进入第一轮圆桌讨论。全球南方何以取得现代化的成功？在多样化的现代化道路中，全球南方内部的发展差异在哪里？
*成功的巴西上世纪为何陷入“丢失的20年”
何塞·爱德华多·罗萨林（下简称罗萨林）：我上大学时就被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所深深吸引。技术发展本质上是推动总体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展开来说，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工业化、产业政策、现代化之间关系密切。来复旦大学做访问学者快两个月，我学到一句话“为人民服务”，我们要改善人民的生活，首先要依赖于技术，技术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在中国和全球南方，大家都很关心技术进步和现代化。现在一个新趋势是我们都把目光投向中国，想了解中国走过的道路，想学习中国的经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表述：中国模式是独特的。确实，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制度、中国的文化，我们都无法复制。但毫无疑问，它对拉美定会有启发。
2001年，接受“华盛顿共识”建议的阿根廷再次陷入债务危机 图源新华社
巴西曾被认为是现代化发展的成功案例。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好几年的GDP增长超过了10%，世界各地都在传颂着“巴西出现了经济奇迹”，但在1980年代之后出现严重的危机。首先是外部债务危机。彼时美国利率飞涨，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外债危机下，通货膨胀、财政危机等紧随而来。美国开给我们的“药方”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我们因此放弃了原有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划等，这导致巴西经济进入“丢失了的20年”。
如今，我们欲重拾现代化，找回原有的现代化模式，此时中国案例就放在我们眼前了。我对中国还很陌生，它有5000年历史，而巴西只有500年。但仅神话的启迪就很丰富，我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产业政策与水的力量》，从“大禹治水”这一标志着中华文明诞生的神话中汲取灵感。文中提出，一个成功的产业政策，正如大禹的治水智慧，其精髓不在于堵截市场之力，而在于疏导它，将这些力量引导到通往公共福祉的航道上来。
罗萨林在葡语杂志《经济学人》上撰文，讨论“产业政策和水的力量”。
*成功必备：长远规划、力量平衡、新生产力
阿尔卡贝：对全球南方的各国而言，要实现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我们已经观察到有三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要有务实战略和长远规划。这是最关键和必备点，普适于任何国家。在中国，邓小平很早就提出了长远规划和现代化路径，他也提出了“无论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样务实的说法。
第二，要将市场力量和国家政府能力有效结合起来。这和意识形态没关系，而它们最早的合力和每个行业有关系，政府如不在每个行业发挥主导作用，现代化也难以实现；如若完全交给资本，会出现资本失灵的现象。
第三，着力培育新的生产力，包括中国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在非洲也提出了类似的产业政策来鼓励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先进生产力培育。
如果这三方面都能做好，全球南方国家一定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
阿尔卡贝。
*中国小企业融入埃塞社区的“以人为本”
殷之光：我很关注埃塞俄比亚的发展。就目前而言，我们的理论、结构都是用自上而下的方法来研究现代化。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我认为现代化不是自上而下的单程过程，实际上还是整个社会以人为主的转型。中国的现代化一直强调以人为本，阿尔卡贝刚才提供了一个指标即人均预期寿命，它不仅可用数字测定，而且生命变长也和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密切相关。这就是以人为本的理念的展开。
今年8月底，我访问了埃塞俄比亚的东方工业园，看到了同样的以人为本的案例。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东方工业园建于15年前，也是中埃一个合作项目的起点。驱车一个半小时，前一小时是漆黑的柏油路，后半小时则是泥路。东方工业园内和中国的工业园区一样，工人众多而繁忙，各类建筑工地充满建设的生气。
殷之光。
我去了300人规模的林德服装厂，从中国标准来看，规模很小且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种作坊式的工厂让人如同回到了上海的1990年代。这家中国人投资、雇佣当地劳动力的企业的前台坐了两位当地政府的公务员，不是在做电商直播、也不是在写文案，而是在帮助企业把所有员工的社保信息录入到电脑。为何中国企业要请这两位公务员做此事？因为当地用工者一般都没有身份证。没身份证就开不了银行账户，开不了银行账户就付不了工资。而这两个公务员的成效就是，企业可直接将工资汇入银行卡惠及到每位用工者。
在东方工业园内，两位当地公务员为员工录入社保信息
此举当然是中国投资者出于自身便利而进行的工作，但作为当地社会的组成部分，中国投资者面对挑战，显现出了充分的社会性、自主性、能动性，也充分尊重了当地政府与法律的权威，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地方政府能力发展。中国投资者的到来，不仅仅推动了就业，也使得原本那些未能被国家关注到的乡村人口，进入到了国家的视野里。
南南合作助推现代化
郑宇：这个故事真的很鲜活，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视角。我2017年第一次去埃塞俄比亚，也受邀去看了一个工业园区。照片里的这家华坚制鞋企业，是中国人投资建厂，雇佣了3000多名当地员工，做的是美国品牌的鞋，销售到欧洲市场，这是全链条产业，也是全球化对南南合作的典范案例。
下张照片里的两张火车票和火车，左边是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之间的亚吉铁路，右边是印度尼西亚的雅万高铁。这两条铁路线都是南南合作的产品。这两列火车我都坐过，车轮滚动时，我想到了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地实现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为所有国家带来益处，实现平等的现代化的进程，这张照片的火车故事就是一种现代化叙事。
埃塞俄比亚的华坚制鞋企业是全球化的生动写照。
阿尔卡贝教授，请问包容性、互惠互利的南南合作能不能推动全球南方平等地实现现代化？
*埃塞取中国制造业与基建所长迅速提升出口
阿尔卡贝：中非合作历经20多年已证明，合作是互利双赢的，这也是合作的基础和基本原则，它和过去殖民时代国家的关系完全不同。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在非洲大陆，各国和中国的合作也是不平均的，埃塞俄比亚受益最多，这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对合作非常积极，另一方面合作重点所在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不仅推动了埃塞俄比亚的出口，也提升了埃塞俄比亚制造业的成长。台下阿亚罗（Ayalew）博士的新著《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里，专门论述了埃塞俄比亚现代化的一种路径依赖——密切和中方关联产业进行合作。
麦肯锡公司于2017年在非洲大陆做调研，在非洲大陆的一万家中资企业中，30%属于制造业，而埃塞俄比亚的中资企业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制造业领域。在埃塞俄比亚的场景中，我们强调了把中国的专长和当地的需求结合起来。在铁路建设方面合作也非常密切，其中不仅仅是建造，还有后续管理，而中国人的管理不同于欧洲人当年的方法，他们是“授人以渔”。
调查显示中国在非洲大力投资制造业，右图为位于埃塞俄比亚的中资工厂。
综合而言，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影响了巴西和拉美，但在埃塞俄比亚，我们从没接受这些“药方”，我们甚至和世界银行也有争论，最后拒绝了一些援助而是采纳自己的方法，包括从中国借鉴所得。在埃塞俄比亚，我们高度评价中国以及全球南方的独特经验。
*中国经验理论化后可成为众多现代化选项
殷之光：南南合作由来已久。中国领导人经常提到1950年代的万隆会议，亚非会议已经启动了南南合作。今天全面理解万隆会议精神，它本身就是一种全方位的合作，不仅覆盖经济，也涉及政治、文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家的平等，不论法律上的平等，还是事实上的、主权宣誓的，或者社会的以及其他能力方面的平等。今天若以这样一种方法来推进，那南南合作就能更加有效。
包括快评员在内的头排听众边听边思考。
当然，与西方模式追求相反，中国模式从不自诩普世或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强调的是需要跳出桎梏来思考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向大家展示了这种可能。在全球南方国家，由他们自己主导，将从中国所获启示融入本地条件中。这种主导性意味着我们需要相互讨论、相互实验。这是从1950年代以来万隆会议的精神，我们的合作起步于此，但现代化本身更早，对中国来说至少始于1840年。
现代化也不是单一的，西方也有英式现代化、德国式现代化、日本式现代化，但以前人们并不这样提倡。至1950年代后，我们才开始考虑适应各种各样的选项，现在更明确地相信应该有各种各样的现代化选项，不同的现代化道路有不同的含义，在《全球南方：构建世界秩序的未来》这本新书中，我就强调通过这样的理论化更好为未来服务。
殷之光即将出版的新书《全球南方：构建世界秩序的未来》。
*南南合作让巴西获益并能抵挡美国当今高关税
郑宇：拉丁美洲与西方打交道的时间最长，合作最早，发展受挫后，发展出“依附论”。今天中国的经验对你们有怎样的启示？
罗萨林：阿尔卡贝讲到中国在国家政府和市场力量之间进行了很好的平衡，我很同意。中国经验告诉我们，产业政策也很重要。观察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之路，我得到一个启示，对于市场的力量不能“堵”，必须用“导”的方式，这个新的理念让中国在现代化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怎么在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之间平衡，疏堵有方，这就是中国的一种战略。中国因此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榜样。
罗萨林。
有关南南合作，对巴西意味着什么？1980年代，整个拉美地区因债务危机而困境重重。当时我在读大学，教授讲外债是无解的，我们永远也还不清巨额债务。到21世纪初，巴西还是困难重重，这时候我们发现中国在崛起，它们是世界的制造业龙头、技术龙头，这是这个世纪的最大事实。拉美一些国家都在思考：我们的债务问题来自贸易失衡。就巴西而言，几十年前，我们依附于美国，因此也遭受了美国的霸凌，今天也还是这样，特朗普强加的关税是50%，如果在20年前一定会对经济带来巨大灾难。但现在影响并不大，因为今天的美国并非如此重要了。巴西看到中国崛起之后，把眼光放到了全球南方，我们和中国更密切地合作，也和墨西哥等国合作。美国的加征关税使我们跟中国这样的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更多。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确实在进入新的时代。
2024年11月，习近平与巴西总统卢拉签署联合声明，携手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
在新的时代中，我们发展的可能性与以往不同。以往的发展没让我们获得自主性，最后过多地依赖西方了，也使得我们的南南关系削弱了。但现在相反，因为南南合作才是我们的未来所在。
全球治理的南方贡献
郑宇：谢谢，我们进入第三轮讨论。阿尔卡贝教授提到，成立80年的联合国已有193个成员国，绝大多数来自全球南方。在涉及气候变化等议题的联合国会议中，发展中国家要求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发挥更重要的责任，参与更多全球的治理议题。在您来看，中国和全球南方通过合作，如何能够为全球的秩序作更大的贡献？
*联合国需要改革，南北方合作破解共同挑战
阿尔卡贝：首先，目前全球南方毫无疑问是全球治理框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已经生活在新的世纪了，不是换了一个时代，完全是换了一个世纪。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初延续下来的全球秩序和治理已经不能适应全球的局势了。联合国建立时，全球人口的一半都在殖民统治下；美苏一起打败了轴心国日德意；布雷顿森林体系让美元成为全球经济中的主导货币，这是二战后的制度安排。
开讲前全场大合影。
现在全球南方已成为更大的力量，全球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联合国机制不可替代，但需要开展改革。比如安理会，只有五个常任理事国来决断重大事务，亚洲、拉丁美洲的大经济体并没有参与到决策中，需要根据人口、经济规模来决定哪些国家参与安理会的工作。在联合国体系中，精简机构、减少重复工作、提高效率，敦促美国等国按期缴费以维持联合国正常运转，等等。
布雷顿森林体系同样也要经过改革调整。世界银行的行长总是美国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总裁总是欧洲人，要有更多的全球南方的代表并敦促和更多组织有合作。当前，世界银行和IMF，关注更多的是人的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习近平主席也在发展、安全、文明倡议后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全球南方也要和全球北方紧密合作才行，因为双方所面临的全球问题挑战是相同的，两者也需要以资源互补来共同推进一些全球问题的应对。
古特雷斯提出的“联合国80周年倡议”，旨在提升联合国效能。
*中国的现代化、南方合作是全球治理的一种贡献
殷之光：我完全同意阿尔卡贝教授的说法。讲到全球治理，特别是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联合国与目前的世界秩序同步在不断地变化中，因为没有哪个有效制度从1945年至今仍能持续发力。联合国至少在过去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今天仍然存在，就因为它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大，因此，对全球治理不用太悲观，它本身就是动态和不断调整变化的。
全球治理，最早是美国理论界提出的，被表述成是自上而下的治理，即都要以规则来行事。一些人由此批评有些国家如中国是破坏规矩的。但对于全球一些不公正的秩序或不平等的现象，肯定要有人来改变，中国的现代化、全球南方的合作，为打造更加平等的世界格局作了重大的贡献，这也是积极地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建设的表现。1945年的联合国只有几十个成员国，当时可以以法治来推动平等；如今，联合国已有193个成员国，推动平等的做法之一至少包括让各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性更加平等。能够在事实上实现所有国家的平等，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实力增加的全球南方或能主导全球新议程
阿亚罗（Ayalew）博士（右一）著有《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一书
罗萨林：与殷教授不同，我对于改革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机构并不乐观。二战结束至今，已有44个国家参与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它主要是强调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最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重启自由贸易为目标的多边机构，即国际贸易组织（ITO），但美国不希望像巴西、埃塞俄比亚、阿根廷等国家在这个组织里拥有一国一票而搁浅了。所以当时是二战后建立的制度框架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也得益于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国企业的推动。但现在美国借口中国成了全球化的赢家而要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欲通过改变游戏规则让美国重新获益。因此，能否依靠西方国家推动机制变化或全球治理变化，我是存疑的。
与之对比，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非常重要，我们应该更多重视南南合作，因为金砖国家组织、上合组织、南方国家的总体实力已经上升了，它们或可主导新的议程，让我们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不再依赖单纯的西方国家。
上合组织和金砖组织等全球南方合作组织推动全球治理改革
郑宇：三轮问题讨论，涉及现代化、南南合作、全球治理，值得总结一下。首先，现代化没有单一标准，随着南方国家的上升，呈现很多非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当然他们还在继续奋斗，每个国家都应找到自己的道路，而非简单复制他国道路。
有关南南合作，从埃塞俄比亚和中国合作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它对埃塞俄比亚、对中国有利，同时对非洲、拉美都有利。这种获利非单方，如何更好让伙伴各方都能获益，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每个参与方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也需要在干中学，不断调整中找到自己最佳选项。
郑宇总结圆桌
有关全球治理，联合国成立80年已有193个成员国，很多问题是作为全球化的问题在出现，确实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治理的共同模式。新近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向世界提出了中国构想，全球南方国家应该密切合作，集体进行设计和应用，助推全球的治理体制更有韧性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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