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出土的甲骨上的卜辞可知，在殷商时代，人们主要通过占卜的手段，祈求神灵判断所患的疾病。到了西周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条件的相对提高，人们逐渐积累了相对丰富的诊疗经验，逐步摆脱了巫医的束缚。我们可以从我国第一部系统叙述国家机构设置、职能分工的专书《周礼》中探知一二。该书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在疾病的诊断方面，《周礼》记载：“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瘠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眡其死生。两之以九窃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这说明西周时期，人们在疾病的诊治方面已经涉及了“四诊”（“望、闻、问、切”）的内容。其中，“五气”“五声”“五色”，以及察“九窍之变”，即指的是“望诊、闻诊、问诊”。“九藏之动”，即指“切诊”。
东汉末年，儒家学者、经学大师郑玄在注释《周礼》时指出，“五气”，即“五脏所出气也，肺气热，心气次之，肝气凉，脾气温，肾气寒”；“五声”，即“言语宫、商、角、徵、羽也”。《国语》指出，西周时已设置专职司乐官（伶人），而且已有了许多乐器。因此，“五声”用于疾病诊断也是必然趋势。“五色”，即“面貌青、赤、黄、白、黑也”。“九窍”，多家注为“耳、目、鼻、口及前阴、后阴”。“九藏”，多家注为“心、肝、脾、肺、肾及胃、膀胱、大肠、小肠”。殷商甲骨卜辞及《尚书·盘庚》，已有诸多脏器之名。由此可见，西周时的“九窍”“九藏”之说，是在殷商时期对人体解剖认识基础上的总结，并反映了西周的脏腑不分，统称“藏”（即脏）的特点。
展开剩余61%《黄帝内经》有望“神”和望“色”的内容，认为气血有变则色即应之，气血旺盛则色具神采；反之，神天色败，枯萎不荣。这和《周礼》的“以五气、五声、五色胝其死生”认识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周礼》所载的“切诊”，即“参之以九藏之动”所说的可能是遍诊全身动脉，类似以后的“三部九候”之说，从全身多处脉搏跳动的变化了解人体阴阳气血的盛衰，反映了当时在诊断学方面已有了很大的进步。
在疾病的治疗方面，殷商时期治疗疾病以祝由驱邪为主，草药治疗居其次。到了西周时期，虽然如《周礼》所载，宫廷已经出现了分工相对明确的医事制度，但是巫仍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这个时期是巫与医相混的时代。不过，随着人们对药物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如《诗经》记载，人们已经知道有些药物容易中毒。因此，《周礼》指出，医师的主要职责是“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同时，《尚书》记载：“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这说明商周时期的医生已学会应用毒性较大或重剂药物治疗疾病了。
殷商时期，随着酒应用于医药和汤液的发明，治疗疾病时食药并用，在西周时期就显得尤为突出。《周礼》记载，“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五药”即为草、木、虫、石、谷，或有毒或无毒，以攻邪毒为主。此后，《黄帝内经》在这方面做了更具体的阐述：“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五味合而服之，以补益气。”《黄帝内经》这些食治、食养思想，和西周时期的食疗观点基本一脉相通，是古代人民实践经验的总结。
此外，在西周时期，人们通常还会用按摩、针砭、灸焫等殷商时已经采用的外治法治疗疾病，并积累了丰富的“肿疡、溃疡、金疡、折疡”的治疗经验。如《周礼》记载：“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以五气养之，以五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窃。凡有疡者，受其药焉。”郑玄认为，文中的“五气”系“五谷”之误。“五味”，即“酸、苦、辛、咸、甘”，并指出“当据病所宜食之，以节成药力者也”。所谓“以五毒攻之”，是指五种毒药合成之药。郑玄认为，是指石胆、丹砂、雄黄、信石、磁石于黄堥中，烧之三天三夜，其烟上着，以鸡羽扫取之以注疮，恶肉、破骨则尽出。治疗疮疡用药的原则主要是运用酸味药滋养骨骼，辛味药滋养筋络，咸味药滋养血脉，苦味药滋养气机，甘味药滋养肌肉，滑润之药滋养孔窍。从上述文字可知，在西周的医疗制度中，中医外科已有比较完整的制度和设施，治疗范围也相当广泛，并且明确规定了外科医生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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